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與《經濟學人》智庫（EIU）近日合作發布一份《發展 4.0：亞太地區加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機遇與挑戰》報告。
這份報告用 92 頁，115 個數字，分析了物聯網、大數據、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在亞太地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在制造業、服務業、環境和教育等等幾個方面的問題，還列出了亞洲各國政府可用于推動發展的政策措施。
一個核心論點就是：在亞洲國家中，新技術是雙刃劍。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外包服務業為主的部分恐受其威脅，但在改善社會服務、簡化行政機構和在數字經濟方面提供新的收入形式等方面，新技術都大有助益。
而新技術所要達到的目的、對新技術產生的風險進行怎樣的管理，最終要由政府、公共機構、私營企業和民間社會來選擇和決定。
發展中國家從自動化中獲益，但失業率也會提高此前關于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大多數討論對象都主要集中在發達經濟體，但自動化和人工智能也會影響發展中經濟體，而易受到自動化影響的產業，正是那些發展中國家所依賴的、推動其經濟轉型的產業，比如制造業。
對于亞洲來說，制造業增加值（MVA）在東亞 GDP 的比例中占得最多，在東南亞地區所占比例也持續走高。最新的 MVA 數據顯示，泰國（27%）、緬甸（22%）、馬來西亞（22%）、印度尼西亞（21.2%）和菲律賓（19.6%）為亞洲前列，柬埔寨（17%）和越南（15.8%）緊隨其后，份額最小的是老撾，僅有 8%。
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出現大大提高了這些國家在制造業方面的效率。
2017 年，SoftWear Automation 公司推出了一款縫紉機器人 LOWRY，可以在 8 小時內頂替 10 名工人并生產 1142 件 T 恤，而人類縫紉的則為 669 件；由于機器人在確定尺寸等方面表現優異， 亞洲制造商三星、富士康和華為也都在推進自動化計劃。2017 年，三星電機就在相機模組組裝工序中引進采用電動缸技術的自動組裝技術，以助光學防抖（OIS）相機模組的投入產出率大幅提升，同時還可緩解 “Galaxy S8” 相機模組供不應求的局面。
效率的提高也意味著生產力的增加。在過去幾十年，亞洲公司花了幾十年時間才能趕上西方并與之展開競爭，而在數字經濟中，時間軸正在縮短，本土公司很快就可以主導自己的市場了。 2016 年，亞洲的電子商務交易占全球企業對消費者市場的 25％，中國和印度領先。
?2015 年時，亞洲共有 160 萬臺采用電動缸的工業機器人，中國的工廠預計到 2018 年，會安裝超過 40 萬臺機器人工業機器人，既能改善工廠環境 -- 以前工廠的工作條件十分糟糕， 從孟加拉國倒塌的服裝工廠到富士康的大量自殺事件可得知， 工人們幾乎沒有享受過勞動保護 -- 又能幫助提高工作效率。
效率提高的同時，風險也會跟著提高。對于一些地區而言，技術帶來了職業結構的變革，更多的中低端制造者會轉向新職業，就業反而增加。但對于大多數亞洲國家來說，失業率升高是最明顯的表征。
自動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
自動化與人工智能對亞洲制造業帶來的風險圖解。圖片來自新浪科技勞工組織、政府和經濟學家擔心，人類工人很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被機器替代，從而加劇不平等并加重貧困。尤其是一些中低端的工作，恰是被取代的對象，而這些工作，卻是某些國家社會流動的引擎。
以印度紡織業為例， 聯華自動化設備--------紡織業為印度創造了 4500 萬個就業機會，占出口收入的 13%，自動化會威脅到其 69% 的工作崗位；目前，耐克公司正與制造商 Flex 合作，實現制鞋自動化，其在越南、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的亞洲生產基地都可能受此影響；耐克的競爭對手阿迪達斯也在使用電腦針織、切割和增材制造等方式生產，以此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在產品開發上還能具備更高靈活性，比如進行產品定制，實現高端市場的增長。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印度尼西亞將有 56% 的崗位被自動化替代；孟加拉國是東亞聯盟中最大的紡織品、服裝和鞋類出口國，其制造的商品占出口商品的 81%，一旦原有的勞動力被機器所取代，失業情況可想而知。
不僅是在制造業領域，亞洲各國在服務業領域的優勢恐也不復之前。通過機器學習、快速優化的語音和人臉識別準確度，在法律助理服務、行政管理、IT支持和客服等領域，客服自動化正在取代人工。
尤其是印度和菲律賓。他們的優勢 -- 英語技能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可能都將無關緊要。 主要的印度 IT 公司，如Cognizant、Infosys 和 Wipro，都宣布了自動化計劃，盡管他們是將工人們重新分配到高薪工作，而非裁員；菲律賓貿易部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在業務流程外包（BPO）行業工作的 120 萬菲律賓人中的 50％，哪怕這個一年收入約為 250 億美元、GDP 貢獻 7.3% 的行業萎縮會影響到菲律賓的稅基。
以上這些，都意味著亞洲以出口為主導的制造業模式將結束，亞洲大量人口或將回歸貧困。
數字化帶來的性別鴻溝
這些負面影響在性別上也有體現。
在 BPO 行業和服裝業對女性的負面影響比男性更大。菲律賓的業務流程外包（BPO）一直是其重要行業， 去年收入達 260 億美元，預計 2020 年將創造 200 萬個就業崗位 。在 BPO 行業的工作者有 59％ 是女性，同時，女性占紡織品行業人數的 70％ 以上，根據菲律賓貿易部所估計的數字，她們都有失業的風險。
但數字化也并非完全無益于女性，各國也都在試圖彌合這種鴻溝。
谷歌的 Saathi 項目培訓了很多 “大使” 來對 30 萬個村莊的婦女進行教育，使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受益于互聯網；韓國組建了一支基金，專門支持農業、材料、機械和計算機等領域的女學生組成的研究團隊，還通過提供現場體驗項目來培養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女性人才；日本政府啟動 Rito 挑戰賽來激勵女性選擇 STEM （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領域的職業，并增加科學和工程等職業領域的女性數量。
還有隱私和數據監管的困境
亞洲電子商務交易占 2016 年全球企業消費者市場 25% 的份額，企業可以高效地進行交易； 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提高了能源效率，減少了各種渠道的浪費，包括實時分析以確定能源使用趨勢，發現低效和浪費問題；很多經濟體正在引領精準農業趨勢。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既能帶來福祉，又不可避免地產生負面效用 -- 算法可以幫助預測疾病的爆發，也可能推動仇恨言論的傳播；自動化技術可以給學生作文評分，讓老師們專注于課程規劃和指導，但也可能更少人情味和更多模式化。
很顯然，各國需要對此加以監管， 在數字經濟中明確禁止某些類型的活動或行為，但這樣的監管卻是缺失的。
報告在對東盟經濟共同體 2015 年藍圖進行的評估分析時發現，只有 30% 的東盟國家在電商領域制定了隱私立法，而只有 60% 的國家制定了消費者保護規定。
出臺一些法規來應對數據隱私或在線欺詐等行為或許有助于建立電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 而如果缺乏監管，就會帶來風險。
比如去年劍橋分析公司未經許可收集了超過 5000 萬 Facebook 用戶的信息資料，對這些用戶的行為模式、性格特征、價值觀取向、成長經歷進行分析，然后有針對性地推送信息和競選廣告，以影響美國選民在競選中的投票。
政府確實很難將全部的行為加以考量，但可以與領頭的公司組成咨詢小組和公私聯盟形式，根據實踐制定基本的行為準則，并為即將步入數字經濟領域的人們開展教育活動。
政府還需要考慮更嚴格的監管干預措施，明確禁止在數字經濟中進行某些類型的活動。比如在歐盟新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中列出的數據隱私規范，會處罰那些數據保護不力的公司，甚至可以禁止那些沒有表現出誠意且沒有適當協調運營風險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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